中国古籍影印的历史，已有百余年之久。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摄影术的传播，相应的现代影印技术也随之在中国得以广泛运用。因为长期战乱与社会动荡，清末民初的中国古籍，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流失与毁佚的命运。有识之士开始运用影印技术复制中国古籍，让这些珍罕的文化遗产得以尽可能有原汁原味的复本存留于世，以便后辈子孙充分传承及深入研究其文化精髓。
民国时期，董康诵芬室刊印书目
最初的影印古籍，是以珂罗版技术为主导的。珂罗版是英文collotype的音译，又称玻璃版，是照相平版印刷工艺的一种。珂罗版与现代胶版印刷的最大区别是：后者为平面印刷，印刷品图像的层次是靠不同密度的网点构成的;前者则是无网点印刷，图像的层次是由不同厚度的油墨“堆积”而成，层次更加丰富细腻，质感也更强。当然，这种目前仍部分用于高仿真复制古籍书画的影印技术，前期投入与运营成本都是比较高昂的。在20世纪初使用珂罗版技术，大多用于影印书画作品，将之用于影印古籍，则颇为“奢侈”;因为古籍页面较多，影印成本自然也随之提升。一些著名藏书家曾用珂罗版技术来影印极为珍罕的古籍，成书售价往往都超过同时期的木刻精印本。这部分古籍影印本，如今已难得一见，身价百倍，实际的市场价值甚至可以超越明清时期的刻本古籍。此外，又因有些古籍影印本的底本已彻底毁损或散失，影印本本身反倒成了极为少见的“全本”，其市场价值、研究价值与历史价值则更不可估量了。
譬如民国初年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出版家董康(1867—1947，字授经，号诵芬室主人)，曾于1926—1936年，十年间四次东渡日本，以重金大量搜求中国珍罕古籍。但在日本被视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的那部分中国古籍，是无法购回中国的，有的甚至连借阅一次都颇为困难。在这种情势下，他以珂罗版影印的方式将这些古籍复制下来，由于古籍珍罕、印制精良，这些古籍影印本在当年的售价，竟与同样由董康本人主持、刻印极为精良的“诵芬室从刻”基本持平，有的甚至还超出。由于印量稀少、售价高昂，这些影印本令国内众多读者藏家望书兴叹、不易购得。
《宋版资治通鉴》，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印制
董康曾印有《诵芬室刊印书目》一份，其中28种书目及书价，均让人“耳目一新”。除了《醉醒石》等4种标价在几个银元之外，其余的均在10个银元之上。其中最昂贵的一套《宋本刘梦得集》标价竟达100银元之巨，此价格在当时即使买明代的官版或汲古阁刻本也是绰绰有余的了。这套据说是1913年就已面世的，运用当时最新的摄像技术复制出来的古籍，卖到了当时能够卖到的最高价格，远远超乎大众读者之想象。
可以看到，董康书目中前六种的印制方式，明确注明为“玻璃版”。“玻璃版”后来统称为“珂罗版”，当时的技术是以玻璃为版基，在玻璃板上涂布一层用重铬酸盐和明胶溶合而成的感光胶制成感光版，经与照相底片密合曝光制成印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珂罗版印刷技术复杂，印品精良，多用于珍贵图片、绘画、碑帖及文献、照片的印制。珂罗版印刷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光绪初年，当时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就首次用珂罗版印刷了“圣母像”等教会图画。董康将这种制版方式引入中国古籍翻印，特别是用于翻印稀有珍贵的宋版古籍，当然可以居为奇货。
如今，董康主持印制的古籍影印本一旦现身拍场，均是炙手可热的“开门货”，备受各方追捧。如著名的《千秋绝艳图》是董康以所辑明代刻本《西厢记》插图七种，用珂罗版精印而成的。著名藏书家黄裳在其所著《插图的故事》中提到：“我对明代版画发生兴趣，是在看到董康印成的两册《千秋绝艳图》之后，这是他搜集明刻《西厢记》插图七种，用珂罗版印本精印的图册。”又如董康还曾影印元代刻本《琵琶记》，此书被视为中国古典戏曲的“活化石”，一经印出，即被学术界、藏书界视为瑰宝;著名藏书家周越然曾购得珍藏，著名学者钱南扬更据此著成《元本琵琶记校注》，一时传为学林佳话。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印制的《四部丛刊》及特制书架
另一方面，随着影印技术的逐渐成熟与普及，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社及相关机构也将中国古籍的系统整理与规模影印提上议事日程。与董康等藏书家追求珍、罕、孤、绝的个人行为不同，为广大读者及学者、研究者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优但价格相对便宜的古籍影印本，是这一时期的出版机构的主流诉求。
这一时期，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等为代表的古籍影印大型丛书，应运而生。仅以《四部丛刊》为例，所谓“四部”，即按中国古典图书分类法，将所有的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门类，《四部丛刊》就是一部汇集中国古典文化必读书、必备书的小型《四库全书》，是中国读者的“文化顶配”。从1922年起，到抗战爆发为止，《四部丛刊》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共出初编、续编、三编，共计达502种，分装成3100多册;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新出的规模最大的丛书。这是在著名出版家张元济(1867—1959)主持之下的商务印书馆，耗费巨资广搜各史的宋元善本，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摄影制版技术，呕心沥血十余年方大功告成的一项巨型出版工程。为便于不同阶层、不同消费能力的读者购读，《四部丛刊》推出过线装本、缩印本、精装本等多种装帧方式，售价也因之有所区别。在发售方式上，也分为预约整售与单行本零售相结合，读者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不同的购买方式。当年，著名学者鲁迅、胡适、陈寅恪、赵元任、林语堂等，都购读过不同版本的《四部丛刊》，足见这部古籍影印大型丛书的影响力之大。目前，整部全套《四部丛刊》已极其稀有，拍卖成交价格已超越百万元。
如今，21世初的中国古籍影印事业正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及海外读者对古籍影印抱有浓厚兴趣与热情。随着古籍资源的不断发掘与整合，随着影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改进，中国古籍影印的产品形态正日益丰富与精致，丛书类与珍本类产品相得益彰，精彩纷呈。可以看到，大型影印丛书正在世纪之交不断推出，有《续修四库全书》(1994—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四库存目丛书》(1994—1997年齐鲁书社影印本)、《四库禁燬书丛刊》(1997—1999年北京出版社影印本)、《钦定武英殿聚珍版丛书》(2012年故宫出版社)等等。与此同时，以国家图书馆、三希堂、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为代表的珍本精品仿真古籍也渐入佳境，已有《古本西厢记汇集》《营造法式》《宋版资治通鉴》《唐女郎鱼玄机诗集》《凌刻套版绘图西厢记》《清孙温绘全本红楼梦》等一系列原大原色、逼真古本的“善本再造”。可以说，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古籍影印丛书类产品的“博”，还是珍本类产品的“精”，都将是中国古籍从内容到形式上的再一次发扬光大，都将是中国古籍从时间到空间上的又一次播洒薪传。我们相信，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兴之旅，在中国古籍影印这个重要节点上，已然郑重开启，还将奋力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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