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1920年9月在上海印刷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封面上盖有繁体字样“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的长方形纪念印章。
在位于上海市兴业路的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目录显示，盖有类似印章的珍贵历史文献，一部分属于国家一级文物，还有二级和三级文物。其中，与“张静泉”这个名字相关的文物约有数十件。它们是后人了解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重要资料。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工作人员向记者专门介绍了这段传奇。
“这些罕见的早期文献，曾秘密藏于浙江宁波乡村的一处衣冠冢中，长达20余年，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公之于众。”纪念馆专家陈晓明说。
今天，当人们来到这座纪念馆，仔细观察这里陈列的早期《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不仅会发现长方形纪念印章的痕迹，如果再细心一些，还可在封面上印刷的马克思人像右下角，隐约看到盖有另一个印章，上有三个字“白青水”，由于年代久远，“白青水”三个字与马克思像重合在一起，若有若无，带着一丝神秘。
据介绍，经研究发现，这是文献原拥有者张静泉将汉字“静泉”拆开后变化而成的化名。
陈晓明说，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长达一甲子的史料征集过程中，张氏秘藏山穴的文献价值被逐步发掘。中共十九大后，一大会址年参观量首度超过100万人次，张氏一家“接力”守护中共重要文献的传奇也不胫而走，成为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研究的一段佳话。
“张静泉(人亚)同志”究竟是何许人?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藏品保管部工作人员赵嫣一介绍：张人亚，原名张静泉，1898年出生，少年时代到上海凤祥裕记银楼当学徒，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其早期在党内负责的工作可以接触到印刷、宣传等，其经手和保存的党的重要文件和马克思主义书刊较多。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部分马列书刊，封面盖有“张静泉(人亚)同志秘藏山穴二十余年的书报”印章。(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1927年，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危急关头，张人亚把与党组织相关的重要文件和书刊，带回宁波霞浦老家。
“这是一次决定生死的托付。一是党的文件和马列书刊的‘生死’命悬一线，托付给自己的父亲张爵谦，并以埋入个人‘衣冠冢’的方式掩人耳目，这是共产党人的智慧。二是张人亚自己也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家人和他自己都没有考虑过今后能不能再重逢，就这样，张人亚又踏上了他的革命之路。”陈晓明说。
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张爵谦都没有等来二儿子张人亚的消息，这才叫来三儿子张静茂，向他揭开了“衣冠冢”之谜，并要求张静茂将这些文件和书报交给上海有关部门。此时，张氏后人在这些“出土”文献上盖上了家族专门刻制的长方形纪念印章。
据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估算，这批由张人亚及其家人冒死保护的革命文献超过100件，其中通过上海市总工会系统保存下来的史料，绝大部分留存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其中包括1920年9月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1920年9月在上海印刷发行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提供)
张氏“秘藏山穴”的文献中，部分重要文献由中央档案馆和国家博物馆珍藏，其中入藏中央档案馆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章等也源自这批文献。
多年以后，张氏后人从刊登于1933年1月7日《红色中华》报上的《追悼张人亚同志》悼词中了解到一个信念坚定但不幸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张人亚。据记载，1932年底，张人亚病故于从江西瑞金前往福建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年仅34岁。
今天，当人们漫步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还能看到盖有张氏纪念印章及“白青水”化名章的多种文献及期刊杂志。
陈晓明介绍，张氏藏书中还有《新青年》杂志部分重要专辑，以及《京汉工人流血记》《社会科学讲义》等，也同样十分珍贵。
“对中共党史而言，这是保护重要文献的一项壮举。”陈晓明感慨，张人亚和他的亲属都深明大义，其后人谈及这批文物，从来都说“上交组织”而不用“捐献”这个词。这一番赤子之心，在近现代文物和文献保护史上也是罕见的。
最近，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与上海评弹团合作，以江南地区特有的语言艺术表现形式，将张人亚的传奇故事改编成中篇评弹搬上舞台。纪念馆副馆长徐明说，我们异口同声地为张人亚的故事取了这个名字——《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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