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樊锦诗的新书《我心归处是敦煌》出版，这是她的口述史，由北京大学顾春芳教授记录撰写。10月21日，樊锦诗接受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请，回到母校介绍了这本新书，并和读者们畅谈了自己的学术经历和敦煌文物保护。
樊锦诗在莫高窟第272窟
在《我心归处是敦煌》中，樊锦诗首度直面读者，亲述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在北京大学考古系师从宿白、苏秉琦等考古名家的青春求学往事，与终身伴侣、武汉大学考古系创始人彭金章先生相濡以沫的爱情诗篇，五十多年坚守大漠、守护敦煌，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高精科技向世界展现中国传统艺术之美的动人故事……
本书独家收录了一批从未公开过的资料，展现这位传奇女性的志业与爱情、困境与坚守，深度解读敦煌艺术崇高之美，全面呈现敦煌石窟考古和莫高窟文保事业的筚路蓝缕，详细披露莫高窟“申遗”及“数字敦煌”背后的故事。
樊锦诗介绍，中国的石窟寺考古始于她的恩师宿白教授。“宿白先生的《白沙宋墓》一书，堪称50年代的学术典范。在此之后，宿白先生又把目光转向了云冈石窟研究，这实际上是第一次把石窟寺考古和理论结合起来。1996年结集出版的《中国石窟寺研究》一书，至今仍是考古系师生的重要参考。”
宿白教授为中国石窟寺考古奠定了基础，但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石窟寺考古要完成的工作远远没有完结。樊锦诗说：“考古的重要性，就在于它能提供基础材料;所谓的基础，就是要包括所有方面的材料。敦煌研究院的意义，在于保存并毫无遗漏地提供所有的资料，给政府，社会和研究者。从而使得不同学科的学者，都可以根据这些资料，研究出不同的方向的成果。”
樊锦诗进一步举例，比如研究壁画，不能只关注壁画本身，只关注上面的故事，要深入到壁画本身的材料，所用的颜料等等。研究塑像，要知道塑像胳膊里用的木头是什么木材，从而进一步去研究木材使用和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
因此，对于石窟寺的研究，要有整体的规划。“仅莫高窟就有735个洞窟，全都要编号，然后按照编号顺序或者时代顺序，逐一调查。对石窟寺的研究，不能仅是文科的研究，也不能仅是考古的研究。各种研究手段都要利用：文字，测量，照相等等;各种学科应该结合起来：化学，美术，历史，佛教研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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