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作为应对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支独特力量。近几年在得以充分挖掘的基础上，又重新进入到了世人的视野中。红色文化教育以此为契机，正如火如荼地在社会各界展开，各种报道频频现于媒体之上，皆日每次开展的红色文化教育活动都能让参与者激动不已、感慨颇多。笔者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对此也颇感振奋，意欲一探其中之究竟，以便为当前学校和社会教育寻求到一方真正可用资源。为此，笔者在多方阅读相关报道、实地访查后发现，其愿望目标不可谓不宏远，形式不可谓不多样，但如此“纷繁异常”的红色文化教育却往往与催动旅游和其他不良企图捆绑在了一起，这不禁使我们产生如此之院虑，即遭遇绑架后的红色文化教育到底能走多远呢?这不得不使我们对当前社会中种种相关观念和行为进行反思，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红色文化教育呢?
一、启蒙性的红色文化教育。
还是报恩性的红色文化教育红色文化教育所依托的红色文化资源，源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革命战争，在血雨腥风的革命年代里，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仁人志士共同缔造了其核心，这一文化资源在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作为论争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被充分挖掘和论证，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维护政权稳定、团结民众、凝结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因此成为一支能应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潮的力量。但同时我们也发现，红色文化教育在推行的过程中，为了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又往往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忠孝、报恩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在以革命为核心的教育系统中，确实达到了符合政治需求的目的。
当前，中国的发展方向是建构一个现代化社会，其中，培养民众的公民身份意识和履行能力是其重要前提，原有的报恩思想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理性、民主、自由、公民权利具有很大的冲突性，因此，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化解其中的冲突，这便是红色文化教育面临的重要问题。然而反观当前的红色文化教育主题，几乎都跳不出为人民政权而努力或英勇献身的模式，其直接目的在于以情感共鸣的方式，让受教育者在时代对比中，珍惜现实生活;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向受教育者传达了一个重要的理念，即要以报恩的态度对待他们。这不但不能引导受教育者反思时代问题，反而使他们因为红色文化教育脱离实际而远离之，瞻仰烈士陵园变成了消遣时光，重游旧址也被游山玩水所替代。
实际上，反观中国的红色年代，我们会发现，其中并不乏相关内容;因为，整个中国革命实际上就是在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思想和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人权、自由、民主的无限向往，使革命先烈们在历史的冲突中勇敢地站在了革命的一边，这其中既包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邓小平等;也包括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爱国人士，如鲁迅、朱自清、闻一多等;在他们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更应该是在时代的冲突中，他们是如何启发民众、引导民众参与到现代中国社会的缔造运动中来的，是如何为争取民主、自由权利而奋斗的。只有这样，红色文化教育才能真正肩负起时代的重担;一味缅怀式的报恩教育，只能是红色文化教育脱离时代要求，无法真正在现代化的建设中体现出本应和必要的力量。
二、作用有限的红色文化教育。
还是万能的红色文化教育红色文化教育在当前如火如荼的开展，内容几乎无所不包，形式渠道也“异彩纷呈”，全国上下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红色世界，以红色文化教育为托词的各种旅游、歌唱比赛、教学活动、广告遍地开花，红色文化教育几乎成为了一个元所不能的神物。红色文化教育所肩负的责任主要是在缅怀革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基础上，反观现实问题，在观念认识上矫正自由主义带来的弊端，在行动上引导世人做到爱国、互助、和谐友爱等。
很显然，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红色文化教育由于受历史环境和思想体系的限制，无法在根本层面上承担起建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担，无法解决诸多的社会问题，其作用是有限的。
但是，当前的红色文化教育为什么如此一发不可收拾呢?红色文化教育万能论的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通过调查发现，红色文化教育万能论后面有几种主要的情况：
其一，由于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一个以政府为主导的管理体制，政府与政治紧密结合于一起，当政府在呼吁注重红色文化之时，唯对上负责的行政管理体制，往往就使诸如此类的政治活动发生。这不但没有使人很好地体会到红色文化教育的教化作用，反而陷红色文化教育于形式之中。
其二，依托市场经济大发红色之财，红色文化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是红色文化教育却蕴涵着无限商机，众多商家无论是出于实际经济收入，还是出于扩大市场影响，都会努力依托这一时机，大打红色文化教育牌，红色文化教育就会被无限度地引入到各个领域。
其三，出于个人愿望，许多曾经走过红色年代，或者受红色文化熏陶过的人们，出于对现实世界中由自由主义而引发的不良道德状况，片面地认为必须回到那个重视群体的秩序中，所以，在“有病乱投医”的驱使下，很容易就将此作为包治百病的神奇药方了。红色文化教育万能论在短时间内确实可以营造出一种全民参与的氛围，但是，这种参与的前提是没有搞清楚红色文化教育的职能范畴，没有顾及其发挥作用的支撑环境，这样的红色文化教育，必然会因缺乏必要的理性思考而消弱了其功能。
三、反思性的红色文化教育，还是灌输性的红色文化教育当前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基本方式有：看电影，听报告，逛陵园，游旧址，访人物，进课堂，唱红歌，跳红舞，编红剧等，通过多种渠道，使相关受教育者接触红色文化资源，体验红色文化内涵，进而希望能在行动上践行红色文化规范，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这些表面上形式多样的红色文化教育，实际上却走着几乎完全相似的路子，把原本需要受教育者充分反思的文化资源，转化成了僵化的引导机制，使其往往转变成流于形式的灌输性教育，这不但无法使相关受教育者真正去感触红色文化，反而使其远离了红色文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空洞无异的教育目标。几乎所有红色文化教育的目标都被定为爱国、团结、对党的感激以及缅怀先烈、珍惜当下生活等，特别是社会上的教育更是如此。但是这些教育目标如果不落实在具体的教育目标上，那么这些空洞而几乎没有差别的教育目标，就无法与各地的实际情况有机地结合于一体。如此一来，红色文化教育就会脱离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变成了既定红色知识的灌输，这种方式使红色文化教育往往流于形式。
其二，经久不变的教育方式。通过查阅开展红色文化教育的相关报道，我们发现，基本上就是以举行革命歌曲比赛、看电影、游陵园故址、拜访革命人物等方式展开。革命歌曲被无数次以歌曲比赛的方式开展;清明时节蜂拥而出，一同祭扫烈士;典型革命人物把已经准备好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这无疑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号，内容还是那些内容，方式还是那套方式，灌输性的味道仍然 浓厚。
其三，标准僵化的评价机制。对于红色文化教育的评价则更是过于标准和僵化，对于许多机构而言，除了做一个相关报道之外，就没有了后续声音;在某些机构倡导下的知识竞赛，其答案也几乎是标准化的;原本应该以体验为主的唱红歌，结果往往演化成比赛，在以赢得评分为前提下的唱红歌，只能面临着唱完之后无余音的尴尬局面。这些过于僵化的评价机制无疑也在向世人传达着同一种信号，无需发挥自身的经验和能力，遵循既定的评价模式即可，灌输性油然而生。实际上，红色文化是基于特殊年代，在特殊历史情况下形成的，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长远意义，因此，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对于后人而言，具有大量值得反思和借鉴的事例;另外，红色文化要想焕发时代光彩，简单地移植照搬是无法应对现代问题的，必须结合现实进行反思。
基于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出红色文化教育必须基于反思性方式才可能有出路。
四、精神自足的红色文化教育。
还是工具取向的红色文化教育红色文化教育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吸收西方民主、自由、权利思想而形成的一套系统思想和行为体系，个体在其中既能寻求到人生的终极归宿，也能够寻求到为实现这一终极归宿而遵循的伦理规范、法律制度，从而使个体能够达到精神自足的境界。红色文化教育必须基于此展开，在与现代社会进行对话的过程中，逐渐更新其内涵和标准，才能在新环境下对人的精神和行为产生指导作用，才能使红色文化教育具有时代气息，获得时代的生命力。
由于红色文化所基于的环境发生了较大改变，社会主导任务、运转方式、人际关系、个体观念等因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就使红色文化教育与现代社会进行对话面临着多种困难，如何使其能够重获精神自足则是时代面临的挑战。反观当前实际情况，我们会发现，重新重视红色文化教育的初衷是为了解决道德滑坡和政治合法性的难题。但是，当红色文化教育被运转起来的时候，红色文化教育被转换成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这一转换不但背离了初衷。而且，被众多功利性目的分解得支离破碎，人们在红色文化的碎片中，只能不时地感受其某一任务、事件的存在和大概意思，但这些记忆碎片却无法在世人的头脑中形成系统的观念，它不但不能实现精神的自足，反而成为支撑其他功利目的存在的工具，陷入了无法独立的困境。
如果红色文化教育失去了自足特性，继而转换为工具性的存在，那么就很难实现与现代西方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从而也就无法取得民众的认同，以至于无法长期生存下去。五、开拓创新性的红色文化教育。还是庸俗恶搞性的红色文化教育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红色文化必须与时代进行对话，才可能获得长久的发展动力，因此，开拓创新性的红色文化教育是当前必须重视的问题。
但是，如何开拓创新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据楚天都市报2009年6月15日报道，某学校推行另类教育。上下课时小学生唱着《儿童团之歌》;手握红缨枪站岗值勤;学生偷拿家中的钱上网吧，学校开批判大会;老师和学生都拿起当年的《毛主席语录》，苦学“老三篇”;校园内被种上一片片向日葵、玉米等农作物，一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在这儿每周接受4―6节露天教学;故意让学生抢苹果，体验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该校校长则称这是红色文化教育，要坚持下去。该校所主张的红色文化教育可谓让世人眼前一亮，具有了世人所谓的创新性，但是，这种创造并没有推动红色文化教育的有效进行，反而是把被时代淘汰掉的古董重新搬进了教育系统中，这不但不是创新，反而是具有恶搞性质的庸俗红色文化教育。
庸俗恶搞性的红色文化教育，不但没有体现出对红色文化应有的尊重，反而带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不但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反而对当下红色文化教育产生误导作用。为此，我们认为红色文化教育要想摆脱庸俗恶搞，就需要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其一，应当是符合理性的开拓创新。红色文化教育焕发时代活力，不能仅仅依赖于对其的感情，也不能唯经济、政治利益是从，而是应该遵循理性的原则，根据时代发展的模式和特点进行创新，摆脱红色文化教育万能论。
其二，应当是对西方现代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拓创新。红色文化教育是在此两者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当前的社会发展仍然需要从这两者中获取营养，因此，红色文化教育就需要与此两者进行充分对话。
其三，应当是系统的开拓创新。红色文化必须具有精神自足的能力，才能在实际生活中为世人践行，因此，红色文化教育必须是系统性的开拓创新，从终极教育目的，到具体教育目标、教育过程、教育方法和教育评价等方面，以系统的理念、知识体系和实践标准显现在世人面前。
其四，应当是超越性的开拓创新。西方现代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都包含着时代、地域和文化的局限，因此，在两者对话的同时，红色文化教育必须实现对两者的超越，否则就很难应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本土化和时代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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